中国魏晋时期嵇康阮籍等人非汤武而薄周孔，越名教而任自然。
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，朱子认为也是情。朱子将两者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二元的关系，认为两者间是相互作用的。
事实上，直是德(悳)字的一部分，本身可能就具有好、善的意思。心既能认识外在世界，又能掌握自身的性情，这正合于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[7]949之义。其三，人亦可能计划性地肆意伤害他人孟子以为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广到天下是很容易做到的事，只要你看见了，就会起恻隐之心，其实不然。缺乏这一过程，那就不能适用这些道德原则。
但从观念上说，这种滑坡主要在陌生人社会中发生，而在熟人之中人们仍然还在坚持传统的五伦标准。换言之，这里说的是对于一件坏事的道德评价标准，即究竟坏到什么程度，或者以一种怎么样的坏的方式，还能算是在道德的范围之内，或者还不能算做是完全不道德的。《易》认为人能在观察中掌握宇宙变化之道，乃据此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[5]268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易学哲学。
对于道心当下的位置，朱子没有给出明确的论断。这就又回到了朱子对心之主宰性的重视之处。人心之善，自然可以归于道心。因此，情尚不是最向外的一环，其更为外发则应归为意。
关 键 词：朱熹 心 性 主宰性 诚正 道心 人心 Zhu Xi mind heart-mind self-will truthfulness the mind of the dao the heart-mind of a human being 朱子曾讨论人心与道心的差别，并涉及了人心如何能实现道心这一命题。不过，人心也不只有负面的意思，只是其尚未能自觉地追求善、自觉地追求代表善之行为的道。
朱子一度同意张栻的观点，但最终觉得其有所不妥，乃能发展出中和新说，强调心的虚灵明觉和主宰统摄之能力。这个三分之说，亦是他整合胡宏、张栻等人学说的成果。二程说的性即理，此理是一个广泛的、整体的理，而广泛整体的理，自然也存在一个如何呈现为具体个别事物的问题。所以，心似乎确应作为性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存在。
之所以要在情外更讲意，是因为存在一类意向性的问题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何为道心也就更清楚了。喜怒哀乐犹然是和自然性相关的，那么，自然性如何与道德性建立关联、形成转化，就尚需要深刻的分析与探讨了。毕竟，惟精惟一，即对于心的问题要掌握其原始点与整体性，本就合于朱子对心统性情的认识。
它没有滞碍，既能照明事物、反映事物的真实性，又能显示自身的活动方向与追求目标。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，相较于同乎理的性，心更合乎理气相即而不相分的天地太极本体，更具有原始的创化力，因而更具有朱子所说的主宰性。
但是，《大禹谟》里的道心惟微，实则已回答了这个问题：道心究竟还是一直存在的，不止是在人明觉了道德规范后才有道心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孔子说人之生也直，实际上是肯定了人本是趋向于善的，并以趋向于善为善。
这也是胡宏、张栻之说的意义所在。以我观之，心是性的一种流露，而这种流露又以情的方式得以外在表现。具有这样内涵的性，引起了一种自觉，即成为心，产生了一种心的主体性。在传统中可以说，性是从心里开展出情，继而可再说从情里开展出意。究其原因，在于动物虽有知觉，但无主宰。孔子以直训生，一方面能表直接义，也就是说，兹是一种直接而真实的表现，其并非是在曲折地表达某些不可知的东西，而是在直接地显明其特质。
当然，胡宏、张栻依然遵循《孟子》《中庸》的传统，以性为心之所系，故心也只是性的一种表达，并不能独立地成为体，更不能反过来主宰性，而性本身即有主宰能力。其一，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往往行而未知，并不知道其行为会如何实际造成伤害。
从外在观察即宇宙观察的角度看，人之为人，能看到天地之变化，能看到天地运行的规则，即《易传》所提到的观天察地之事。同时，只有允执厥中，高度自觉，才能将行善之本加以充实，开发为用，实践为行。
它们都可以被条件化，故不能说有主宰。围绕这句话，朱子谈到了人心如何有善恶的这一问题。
因此，道心就是人心的本然。首先，性是人之存在的基本特质与潜能。古典儒家很早就重视性这一概念，孔子即强调性相近，习相远[4]2524，又说人之生也直，这里的生与性是相互联系的，生的表现就是性的表现。出令而无所受令，自禁也，自使也，自夺也，自取也，自行也，自止也。
而这种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必须被实现出来，且必须随时能被实现出来。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，朱子认为也是情。
朱子将两者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二元的关系，认为两者间是相互作用的。事实上，直是德(悳)字的一部分，本身可能就具有好、善的意思。
心既能认识外在世界，又能掌握自身的性情，这正合于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[7]949之义。其三，人亦可能计划性地肆意伤害他人
孟子以为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广到天下是很容易做到的事，只要你看见了，就会起恻隐之心，其实不然。缺乏这一过程，那就不能适用这些道德原则。但从观念上说，这种滑坡主要在陌生人社会中发生，而在熟人之中人们仍然还在坚持传统的五伦标准。换言之，这里说的是对于一件坏事的道德评价标准，即究竟坏到什么程度，或者以一种怎么样的坏的方式，还能算是在道德的范围之内，或者还不能算做是完全不道德的。
由此足见它不是一个能够应用于公共社会中的普遍原则，而只是运用于狭隘的家庭内部的情感原则。而在政治和官场之外，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就是五伦中的其他四伦，或者五常、六纪。
我想必要时她也可以杀人，就像薄谷开来为了儿子的安全而杀了海伍德一样。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需要帮助，他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朋友，我该如何对待他? 我当然也可以推恩，凭恻隐之心一时心血来潮，把他当做我潜在的朋友，但这不危险吗? 万一对方是个小人甚至坏人，我帮助了他，他却恩将仇报，反咬一口，谁能制约他? 这样的例子今天在中国经常发生，几乎已成惯例，以至于南京法庭甚至以此常识作为判案的依据，判决彭宇赔付他所帮助的老人四万余元赔偿金。
所以传统社会只要不是兵荒马乱，如果至少有一个形式上的君王如周天子来做天下共主的象征，是可以用四海之内皆兄弟来推恩的。但由于中国道德历来和政治不分，谈道德时不谈三纲毕竟是说不过去的。
